卷十三
部刺史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，省察治状，黜陟能否，断治冤狱。以六条问事。一条，强宗豪右，田宅逾制，以强陵弱，以众暴寡。二条，二千石不奉诏书，倍公向私，旁谄牟利，侵渔百姓，聚敛为奸。三条，二千石不恤疑狱，风厉杀人，怒则任刑，喜则任赏，烦扰刻暴，剥削黎元，为百姓所疾，山崩石裂，妖祥讹言。四条，二千石选署不平，苟阿所爱，蔽贤宠顽。五条，二千石子弟，怙倚荣势，请托所监。六条，二千石违公下比，阿附豪强，通行货赂，割损政令。又令岁终，得乘传奏事。夫职卑而命之尊，官小而权之重，此小大相制，内外相维之意也。[1]元城语录，汉元封五年，初置刺史，部十三州。秋分行郡国，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，其权最重。秩卑则其人激昻，权重则能行志。本自秦时，遣御史监诸郡。史记言，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尉监，盖罢侯置守之初，而已设此制矣。[2]汉书百官表，监御史秦官，掌监郡。汉丞相遣史分刺州，不常置。武帝元封五年，初置部刺史，掌奉诏条察州，秩六百石，员十三人。成帝末，翟方进何武乃言，春秋之义，用贵治贱，不以卑临尊。刺史位下大夫，而临二千石，轻重不相准。请罢刺史更置州牧，秩二千石。而朱博以汉家故事，置部刺史，秩卑而赏厚，咸劝功乐进。州牧秩真二千石，位次九卿。九卿缺以高第补，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，恐功效陵夷，奸轨不胜，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。[3]后汉书刘焉传，灵帝政化衰缺，四方兵寇。焉以刺史威轻，建议改为牧伯，请选重臣以居其任，从之。州任之重自此而始。刘昭之论，以为刺史监纠非法，不过六条。传车周流，匪有定镇。秩裁六百，未生陵犯之衅。成帝改牧，其萌始大。[4]唐戴叔伦抚州刺史厅壁记云，汉置十三部刺史，以察举天下非法，通籍殿中，乘传奏事，居靡定处，权不牧人。合二者之言观之，则州牧之设，中材仅循资自全，强者至夺权裂土。[5]新唐书，李景伯为太子右庶子，与太子舍人卢俌议，今天下诸州，分隶都督，专生杀刑赏，使授非其人，则权重衅生，非强干弱枝之谊。愿罢都督，留御史，以时按察，秩卑任重，以制奸宄便，由是停都督。然后知刺史六条，为百代不易之良法。而今之监察御史，巡按地方，为得古人之意矣。[6]唐书，监察御史，掌分察百僚，巡按州县。又其善者，在于一年一代。夫守令之官，不可以不久也。监临之任，不可以久也。久则情亲而弊生，望轻而法玩。故一年一代之制，又汉法之所不如。而察吏安民之效，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。[7]唐李?请十州置御史一人，以周年为限，使其亲至属县，或入闾里，督察奸讹，观采风俗。此法正本朝所行。若夫倚势作威，受赇不法，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。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，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御史乎？至于秩至七品，与汉六百石制同。王制，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，监于方伯之国，国三人。金华应氏曰，方伯者天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。又有监以临之，葢方伯权重则易专，大夫位卑则不敢肆，此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之微意也。何病其轻重不相准乎？夫不达前人立法之意，而轻议变更，未有不召乱而生事者。吾于成哀之际，见汉治之无具矣。
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，遣大理卿孙伏伽，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，以六条巡察四方。黜陟官吏。帝亲自临决。牧守已下以贤能进擢者二十人，以罪死者七人。其流罪已下，及免黜者数百人。已后频遣使者，或名按察，或名巡抚。至玄宗天宝五载正月，命礼部尚书席豫等，分道巡按天下风俗，及黜陟官吏。此则巡按之名所由始也。
玄宗开元一十三年二月辛亥，置十道采访处置使。诏曰，言念苍生，必心遍于天下。自古良牧，福犹润于京师。所以历选列城，聿求连率，岂徒刺察，将委戢宁。朝散大夫简较御史中丞关内宣谕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，任寄已深，声实兼茂，咸通于理道，益纯固于公心，或华发不衰，或白圭无玷，可以轨仪郡国，康济黎元。间岁已来，数州失稔，颇致流冗，能勿轸怀？而吏或不畏不仁，不安不便，诚须矫过，必在任贤。庶蠲疾苦之源，以协大中之义。若令行一道，利乃万人，朕所设官，以俟能者。[8]唐开元中，或请选择守令，停采访使。姚崇奏十道采访，犹未尽得人，天下三百余州，县多数倍，安得守令皆称其职。
于文定笔麈曰，元时风宪之制，在内诸司，有不法者，监察御史劾之。在外诸司，有不法者，行台御史劾之。即今在内道长，在外按台之法也。惟所谓行台御史者，竟属行台。岁以八月出巡，四月还治。乃长官差遣，非由朝命。其体轻矣。本朝御史，总属内台，奉命出按，一岁而更，与汉遣刺史法同。唐宋以来皆不及也。[9]唐中宗神龙二年，遣十道巡察使，诏二周年一替。韦忠谦言，御史一出，当动摇山岳，震慑州县，本朝多有其人。
金史宗雄传，自熙宗时，遣使廉问吏治得失。世宗即位，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。故大定之间，郡县吏皆奉法，百姓滋殖，号为小康。章宗即位，置九路提刑使。[10]此即今按察使。
六条之外不察
汉时部刺史之职，不过以六条察郡国而已。不当与守令事。[11]三国志，司马宣王报夏侯太初书曰，秦时无刺史，但有郡守长史，汉家虽有刺史，奉六条而已。故刺史称传车，其吏言从事，居无常治，吏不成臣。其后转吏为官司耳。故朱博为冀州刺史，敕告吏民，欲言县丞尉者，刺史不察，黄绶各自诣郡。鲍宣为豫州牧，以听讼所察过诏条，被劾。而薛宣上疏，言吏多苛政，政教烦碎，大率咎在部刺史。或不循守条职，举错各以其意，多与郡县事。翟方进传，言迁朔方刺史，居官不烦苛，所察应条辄举，自刺史之职下侵，而守令始不可为。天下之事，犹治丝而棼之矣。
太祖实录，洪武二十六年四月，谕按治江西监察御史花纶等，自今惟官吏贪墨鬻法，及事重者，如律逮问，其细事毋得苛求。
隋以后刺史
秦置御史，以监诸郡。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。武帝元封五年，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。魏晋以下为刺史，持节都督。[12]魏志言，自汉季以来，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，非若曩时司察之任而已。汉时止十三州，至梁时南方一偏之地，遂置一百七州。隋文帝开皇三年，罢郡以州统县。[13]杜氏通典曰，以州治民，职司郡守，无复刺举之任。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。后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，[14]有时改郡为州，财谓之刺史，有时改州为郡，则谓之太守。一也。非旧刺史之职理一郡而已。由此言之，汉之刺史，犹今之巡按御史，魏晋以下之刺史，犹今之总督。隋以后之刺史，犹今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也。[15]新唐书地理志曰，唐兴，高祖改郡为州，太守为刺史。
宋真宗咸平四年，左司谏知制诰杨亿疏言，昔日秦开郡置守，汉以天下为十三郡，命刺史以领之。自后因郡为州，似太守为刺史。降及唐氏，亦尝变更，曾末数年，又仍旧贯。今多命省署之职，出为知州。又设通判之官，以为副贰。此权宜之制耳，岂可为经久之训哉！臣欲乞诸州并置刺史，以户口多少置。其俸禄分下中上紧望雄之等级。品秩之制，率如旧章。与常参官，比视阶资，出入更践，省去通判之目，但置从事之员。建廉察之府以统临，按舆地之图而区处。昔太平兴国初，诏废支郡，出于一时。十国为连，周法斯在。一道置使，唐制可寻。至若号令之行，风教之出，先及于府，府以及州，州以及县，县及乡里。自上而下，由近及远。譬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提纲而众目张，振领而群毛理。由是言之，支郡之不可废也明矣！臣欲乞复置支郡，隶于大府，量地理而分割，如漕运之统临，名分有伦，官业自举。又睹唐制，内外官奉钱之外，有禄米职田，又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，各以官品，差定其数，岁收其课，以资于家。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，以给公用。自唐末离乱，国用不充，百官奉钱，并减其半。自余别给，一切权停。今郡官于半奉之中，已是除陌，又于半奉三分之内，其二以他物给之，鬻于市麈，十裁得其一二，曾糊口之不及，岂代耕之足云？昔汉宣帝下诏云，吏能勤事，而奉禄薄，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！遂加吏奉，著于策书。窃见今之结发豋朝，陈力就列，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饱，不及周之上农。其禄也，未尝有百石之人，不及汉之小吏。若乃左右仆射，百僚之师长，位莫崇焉。月奉所入，不及军中千夫之帅，岂稽古之意哉？欲乞今后百宫，奉禄杂给并循旧制，既丰其稍入，可责以廉隅。官且限以常员，理当减于旧费。观此则今代所循，大抵皆宋之余弊矣。
知县
知县者，非县令，而使之知县中之事。[16]知犹管也。杜氏通典所谓简较试摄判知之官是也。唐姚合为武功尉，作诗曰，今朝知县印，梦里百忧生。唐人亦谓之知印，其名始于贞元已后。其初尚带一权字。白居易集，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，制曰华阴令卒，非选补时。[17]唐制，凡选始于孟冬，终于季春。唐皎传，贞观中，官吏部侍郎，先是选集，四时补拟不为限，皎请以冬初集，尽季春止。后遂为法。调租勉农，政不可缺。前镇国军判官试大理评事裴克谅，久佐本府，颇有勤绩，属邑利病，尔必周知，宜假铜墨，试其才理，待有所立，方议正名。是权知者，不正之名也。至于普设知县，则起自宋初。本朝实事云，五代任官，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，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，始注县令。故天下之邑，率皆不治。诛求刻剥，猥迹万状。至优诨之言，多以令长为笑。[18]魏泰东轩笔录同。建隆三年，始以朝官为知县。其间复参用京官，或幕职为之。宋史言，宋初内外所授官，多非本职。惟以差遣为资历。建隆四年，诏选朝士，分治剧邑。大理正奚屿知馆陶，监察御史王祐知魏，杨应梦知永济，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，常参官宰县自此始。又曰，初州郡多阙官，县令选尤猥下，多为清流所鄙薄，每不得调。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。自此以后，遂罢令而设知县，沿其名至今。
云麓漫钞曰，唐制县令阙，佐官摄令，曰知县事。李翱任工部志文云，摄富平尉知县事是也。今差京官曰知县，差选人曰令，与唐异矣。
宋时结衔曰，以某官知某府事，以某官知某州事，以某官知某县事，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县之正官，而任其事，故然。[19]山堂考索，艺祖开基，召诸镇会于京师，赐第以留之。分命朝臣，出守列郡，号权知军州事。军谓兵，州谓民也。于慎行笔麈曰，宋时大县四千户以上，选朝官知。小县三千户以下，选京官知。故知县与县令不同。以京朝官之衔知某县事，非外吏也。如建隆三年，冤句令侯陟，以清干闻，擢左拾遗知县事，是也。今则直云某府知府，某州知州，某县知县，文复而义舛矣。
北齐宰县，多用厮滥。至于士流，耻居百里。[20]北史元文遥传。五代选令，必有鄙猥之人。自古以来，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琐者，有此二败。以今方古，得无同之。
知州
宋叶适言，五代之患，专在于藩镇。艺祖思靖天下，以为不削节度，则其祸不息。于是姑置通判，以监统刺史，而分其柄。命文臣权知州事。使名若不正，任若不久者，以轻其权。[21]宋敏求曰，凡节度州为三品，刺史州为五品，国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，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。同品为知，隔品为判。自后唯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为判，余并为知州。监当知榷税，都监总兵戎，而太守者[22]即刺史。块然徒管空城，受词诉而已。诸镇皆束手请命，归老宿卫。昔日节度之害尽去，而四方万里之远，奉尊京城，文符朝下，期会夕报，伸缩缓急，皆在朝廷矣。是宋初本有刺史，而别设知州，以代其权。后则罢刺史而专用知州，以权设之名，为经常之任矣。
新唐书，元和初，李吉甫为相，病方镇强恣，为帝从容言，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，则风化可成。帝然之，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。宋祖之以京官临制州县，葢赵公开其端矣。
知府
唐制，京郡乃称府，至宋则潜藩之地，皆升为府。宋初太宗真宗，皆尝为开封府尹。后无继者，乃设权知府一人，以待制以上充。[23]皇朝政略，凡命知府，必带权字，以翰林为之。翰林学士，及杂学士，若待制则权发遣而已。陆游渭南集，权知府自李符始。崇宁三年，蔡京乞罢权知府，置牧尹各一员，牧以皇子领，尹以文臣充，是权知府者，所以避京尹之名也。今则直命之为知府，非也。
守令
所谓天子者，执天下之大权者也。其执大权奈何？以天下之权，寄之天下之人，而权乃归之天子。自公卿大夫，至于百里之宰，一命之官，莫不分天子之权，以各治其事，而天子之权乃益尊。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，尽天下一切之权，而收之在上，而万几之广，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，[24]沈约宋书论曰，孝建泰始，主威独运，空制百司，权不外假，而刑政纠杂，理难遍通。而权乃移于法。于是多为之法，以禁防之。虽有奸宄有所不能逾，而贤智之臣，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，相与兢兢奉法，以求无过而已。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，而寄之吏胥。是故天下之尤急者，守令亲民之官，而今日之尤无权者，莫过于守令。守令无权，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，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？书曰，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。盖至于守令日轻，胥吏日重，则天子之权已夺，而国非其国矣。尚何政令之可言耶？削考功之繁科，循久任之成效，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，庶乎守令贤，而民事理，此今日之急务也。
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，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，曾未足以新一郡之耳目而已去，又况用人不得专辟，临事不得专议，钱粮悉拘于官，而不得专用，军卒弗出于民，而不得与闻。盖古之治郡者，自辟令丞，唐世之大藩，亦多自辟幕府僚属。是故守一郡之事，或司金谷，或按刑狱，各有分职，守不烦而政自治。虽令之主一邑，丞则赞治，而掌农田水利，主簿掌簿书，尉督盗贼，令亦不劳，独议其政之可否而已。今自一命而上，皆出于吏部，遇一事公堂完署，甲是乙否，吏或因以为奸，勾稽文墨，补苴罅漏、涂擦岁月，填塞辞款，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。至于唐世之赋上供，送使留州，自有定额。兵则郡有都试，而惟守之所调遣。宋之盛时，岁有常贡，官府所在，用度赢余，过客往来，廪赐丰厚，故士皆乐于其职，而疾于赴功。兵虽不及于唐，义勇民丁，团结什伍，衣装弓弩，坐作击刺，各保乡里。敌至即发，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。今则官以钱粮为重，不留赢余，常俸至不能自给，故多赃吏，兵则自近戍远，既为客军尺籍伍符，各有统帅，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，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。夫辟官莅政，理财用人，郡县之四权也。而今皆不得以专之。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，而令不一。法令虽若可守，而议不一。为守令者，既不得其职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，必且玩常习故，辟嫌碍例，而皆不足以有为。而况三时耕稼，一时讲武，不复古法之便易，而兵农益分。遇岁一俭，郡县之租税，悉不及额。军无见食，东那西挟，仓廪空虚，而郡县无复赢蓄以待用。或者水旱洊至，闾里萧然，农民菜色，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，而坐至流亡。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，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，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，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！必也复四者之权，一归于郡县，则守令必称其职，国可富民可裕，而兵农各得其业矣。
宋理宗淳祐八年，监察御史兼崇正殿说书陈求鲁奏，今日救弊之策，大端有四。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，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。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，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。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，以重其权。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，以激其气。然后为之正其经界，明其版籍，约其妄费，裁其横敛。此数言者在今日亦可釆而行之。
旧唐书乌重??传，元和十三年，为横海节度使，上言曰，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，其大略可见。盖刺史失其职，反使镇将领兵事。若刺史各得职分，又有镇兵，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，岂能据一州为叛哉？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，祗以夺刺史县令之职，自作威福故也。臣所管棣景德三州，已举公牒，各还刺史职事讫。应在州兵，并令刺史收管。从之。由是法制脩立，各归名分。是后虽幽镇魏三州，以河北旧风，自相更袭，在沧州一道，独禀命受代，自重??制置使然也。
祖宗朝，凡大府知府之任，多有赐敕，然无常例。成化四年六月，廉州府知府邢正将之任，以廉州密迩珠池，喉襟交阯，近为广西流贼攻陷城邑，生民凋弊，特请赐敕。从之。吉安府知府许聪将之任，以吉安多强宗豪右，词讼繁兴，亦请赐敕俾得权宜处置，从之。
刺史守相得召见
两汉之隆，尤重太守。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，辄亲见问，观其所繇，退而考察所行，以质其言。有名实不相应，必知其所以然。常称曰，庶民所以安其田里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讼理也。与我共此者，其惟良二千石乎！当日太守常得召见，或赐玺书，堂陛之间，不甚阔绝。文帝谓季布曰，河东我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武帝赐严助书曰，久不闻问，具以春秋对，毋以苏秦纵横。赐吾丘寿王书，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，及至连十余城之守，任四千石之重，[25]师古曰，太守都尉皆二千石，今寿王为都尉，不置太守，故云四千石也。职事并废，盗贼纵横，甚不称在前时何也？光武劳郭伋曰，贤能太守，去帝城不远，[26]伋为颍川太守。河润九里，冀京师并蒙福也。天下之大，不过数十郡国，而二千石之行能，皆获简于帝心，是以吏职脩而民情达，以视后世之寄耳目于监司，饰功状于文簿者，有亲疏繁简之不同矣。其在唐时，犹存此意。玄宗开元十三年，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，命宰相诸王饯于雒滨，御书十韵诗赐之。宣宗时，李行言自泾阳县令除海州刺史，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怀州刺史，皆釆之民言，擢以御笔。入谢之日，处分州事，万里之远，如在阶前。夫人主而欲亲民，必自其亲大吏始也。
册府元龟，宪宗元和三年二月，敕许新除官及刺史等，假日于宣政门外谢，便进状辞其授官于朝堂礼谢，并不须侯假开。国朝旧制，凡命都督刺史，皆临轩册拜，特示恩礼。近岁虽不册拜，而牧守受命之后，皆便殿口对赐衣。盖以亲人[27]唐讳民字改曰人。之官，恩礼不可废也。时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复，新除河南少尹，求速之任，适遇寒食假，吉甫特奏，请遂兼刺史，同有是命，非旧典也。今日则名为陛辞，而不得一见天颜，堂廉内外之分益为邈绝。
汉令长
汉时令长于太守虽称属吏，然往往能自行其意，不为上官所夺。如萧育为茂陵令，会课育第六，而漆令郭舜殿，见责问育为之请。扶风怒曰，君课第六，裁自脱，何暇欲为左右言？及罢出，传召茂陵令诣后曹，当以职事对。育径出，曹书佐随牵育，育案佩刀曰，萧育杜陵男子，何诣曹也！遂趋出，欲去官。明旦诏召入，拜为司隶校尉。育过扶风府门，官属掾吏数百人，拜谒车下。陶谦为舒令，太守张磐，同郡先辈与谦父友，意殊亲之。而谦耻为之屈。尝舞属谦，谦不为起。固强之乃舞，舞又不转。磐曰，不当转邪？谦曰不可转，转则胜人。如此事在今日，即同列所难堪。而昔人以行之上宫，汉时长吏之能自树立，可见于此矣。宋史司马池传，授永宁主簿，与令相恶，池以公事谒令，令南向倨坐不起，池挽令西向偶坐论事，不为少屈。
京官必用守令
通典言晋制，不经宰县，不得入为台郎。魏肃宗时，吏部郎中辛雄上疏，以为郡县选举，由来共轻，宜改其弊。分郡县为三等，三载黜陟。有称职者，方补京官。如不历守令，不得为内职，则人思自勉。唐张九龄言于玄宗曰，古者刺史入为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。致理之本，莫若重守令。凡不历都督刺史，虽有高第，不得任侍郎列卿。不历县令，虽有善政，不得任台郎给舍。都督守令，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。从之。诏三省侍郎缺，择尝任刺史者。郎官缺，择尝任县令者。宣宗大中改元，制曰，古者郎官出宰，郡守入相，所以重亲人之官，急为政之本。自浇风久扇，此道寖消。颉颃清涂，便臻显贵。治人之术，未尝经心，欲使究百姓艰危，通天下利病，不可得也。轩墀近臣，盖备顾问，如不知人疾苦，何以膺朕眷求？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，中书舍人，未曾任刺史县令者，宰臣不得拟议。宋孝宗时，臣僚言，吏事必历而后知，人才必试而后见。为县令者，必为丞簿，为郡守者必为通判，为监司者，必为郡守，皆有差等。未历亲民，不宜骤擢。因定知县以三年为任，非经两任不除监察御史。此开元干道之吏治，所以独高于近代也。本月纶扉之地，必取词林，名在丙科，始分铜墨，于是字人之职轻，而簿书钱谷之司，一归之俗吏矣。汉谚有云，取官漫漫，怨死者半。[28]风俗通。而宋神宗尝谓宰臣曰，朕思祖宗百战而得天下，今以州郡付之庸人，常切痛心。后之人君其以斯言书之坐右乎！
贞观初，马周上言，古者郡守县令，皆妙选贤德。欲有所用，必先试以临人，或由二千石高第，入为宰相。今独重内官，县令刺史，颇轻其选。又刺史多武夫勋臣，或京官不称职，始出补外。折冲果毅，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，其次乃补边州。而以德行才能擢者，十不能一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于此。夫以太宗之政，而马周犹有此言，则知重内轻外，自古之所同患。人主苟欲亲民，必先亲牧民之官，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。
宗室
汉唐之制，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。入为宰辅，出居牧伯者，无代不有。汉孝昭始元二年，以宗室无在位者，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，皆为光禄大夫。辟强守长乐卫尉。孝平元始元年，诏宗室为吏，举廉佐史，补四百石。[29]师古曰，言宗室为吏者，皆令举廉，各从本秩。而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，例补四百石。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，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，宗正荐四从叔前奉令知正，四从叔前祁县令志远，五从弟雒阳尉遇，六从弟酸枣丞良，五从弟武进尉朏，五从侄郑县尉瞻，五从侄前宋州参军承嗣，皆授台省官及法官京县官。诏曰，至公之用，本无偏党，惟善所在，岂隔亲踈。四从叔知正等，咸有才名，见推公族，秉惟清之操，兼致远之资。朕每虑同盟，不勤于德，常悬右职，以劝其从。先委宗卿，精为内举，量能考行，历任逾时，名数则多，升闻盖寡，光膺是选，谅在得人，固可擢以清要，迁于台阁。将观志于七子，冀籍名于八人。书不云乎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凡今懿戚，可不慎与！违道漫常，义无私于王法，修身效节，恩岂薄于他人！期于帅先，励我风俗，深于自勉，以副明言。天宝三年五月，诏皇五等以下亲，及九庙子孙，有材学政理，委宗正寺，拣择闻荐。[30]宪宗元和三年，诏略同。德宗贞元二年八月，以睦王府长史嗣虢王则之，为左金吾大将军。谓宰臣曰，朕不欲独用外戚，故选宗室子有才行者奖拔之。昭宗干宁二年六月丁亥朔，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，兼户部尚书判度支，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。制曰，支度牢笼之务，弛张经制之宜，当择通才，俾继成绩。佥曰叔父，膺予简求，匪私吾宗，示张王室。故终唐之世，有宰相十一人。[31]郇王房有林甫回，郑王房有程石福，小郑王房有勉夷简宗闵，恒山王房有适之，吴王房有岘，惠宣太子房有知柔。而旧史赞之曰，我宗之英，曰皋[32]嗣曹王与勉。宋子京以为周唐任人不疑，得亲亲用人之道。惟本朝不立此格，于是为宗属者，大抵皆溺于富贵，妄自骄矜，不知礼义。至其贫者，则游手逐食，靡事不为。名曰天枝，实为弃物。[33]宋时，凡宗室之不肖者，俗呼为泼撤太尉。曹同所谓今之州牧郡守，古之方伯诸侯，或比国数人，或兄弟并据，而宗室子弟，曾无一人间厕其间。[34]六代论。正本朝今日之事也。崇祯时，始行换授之法，而教之无数，举之无术，未见有卓然树一官之绩者。三百年来，当国大臣，皆畏避而不敢言，至先帝独断行之而已晚矣。然则亲贤并用，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，后王其可不鉴乎？[35]正统十四年，也先犯京师，诏诸王率兵勤王。已而虏退，诏止之。大理寺丞，薛瑄奏，宜择诸王最贤者二三人，召来参议大政，匡辅圣明，帝曰不必召。
光武中兴，实赖诸刘之力。乃即位已后，但有续封之典，而无举贤之诏。明章已下，泽恩教训，徒先四姓小侯。[36]明帝纪，永平九年，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，置五经师。注四姓樊氏、郭氏、阴氏、马氏，其子弟号曰小侯。而不闻加意于宗属者。然而亲踈并用，犹法西京。故灵献之世，荆表益焉，各专方镇，而昭烈乘之，以称帝于蜀。若颠木之有由蘖。其与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者，不可同年而语矣！
唐末，屯田郎中李衢，作皇室维城录。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！[37]史言自玄宗以后，诸王不出合，不分房，盖自永王璘举兵，而人主疏忌其兄弟矣。使得自树功名如曹王??者三五人，参错天下为牧师，亦何至大盗覆都，强臣问鼎，而十六宅诸王，并歼于逆竖之手也！
宗室自天启二年开科，得进士一人。朱慎鋆列名奄案，为宗人羞。此不教不学之所致也。崇祯中，得进士十二人，惟朱统铈起家庶吉士，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。而其始馆选时，尚有以宗生为疑。吏部尚书王永光曰，既可以中翰，即可以庶常。遂取之。其他换授甚多。然当板荡之际，才略无闻。
五杂爼，宋时宗室散处各郡县入籍应试。在京师者，别为玉牒所籍。至绍兴十一年，从程克俊言，以所考合格宗室，附正奏名殿试。其后杂进诸科与寒素等，而宦绩相业亦相望不绝书。
张邦基墨庄漫录，言国朝宗室，例除环卫裕陵，始以非袒免补外官。继有登科者，然未有为侍从。宣和五年，始除子嵩讳徽猷阁待制。继而子淔亦除。八年又除子栎。乃靖康之变，已不旋踵。本朝之事，与宋一辙。
昔后魏元志为雒阳令，不避强御。孝文帝谓邢峦曰，此儿竟可谓王孙公子，不镂自雕。峦曰，露竹霜条，故多劲节。非鸾则凤，其在本枝也。人主之宗属，岂必无才能优于庶姓者哉？
闵管蔡之失道，而作常棣讳之诗，以亲其兄弟，此周之所以兴。惩吴楚七国之变，而抑损诸王，至于中外殚微，本末俱弱，此西汉之所以亡。[38]宋沈怀文谏孝文曰，陛下既明管蔡之诛，愿崇唐卫之寄。深得富辰谏王之指。夫惟圣人以至公之心，处亲疏之际，故有国长久，而天下蒙其福矣。
金史，密国公璹，世宗子，越王永功之子也。天兴初，国事危急，曹王出质，璹已卧疾，求入见哀宗于隆德殿。上问叔父欲何言，璹奏曰，闻讹可[39]曹王名。欲出议和，讹可年幼，恐不能办大事，臣请副之，或代其行。上慰之曰，南渡后[40]宣宗迁汴。国家比承平时，有何奉养？然叔父亦未尝沾溉，无事则置之冷地，无所顾藉，有急则投之不测，叔父尽忠固可，天下其谓朕何？叔父休矣！于是君臣相顾泣下。金虽夷狄之邦，而其言有足悲者。章宗防制刻削兄弟，而其祸卒至于此，岂非后王之永鉴哉！
自古帝王为治之道，莫先于亲亲。而本朝之待亲王及其宗属也，则位重而愈踈，禄多而愈贫。诚有如汉哀帝时，杜业上言，宗室诸侯微弱，与系囚无异者。英宗实录，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，陕西布政司言，秦愍王子，故庶人尚炌男女十人，皆未有室家，请如诏于军民之家，自择昏配。从之。时其长女年四十，长子年三十八矣。此去开国八九十年。太祖之曾孙，而怨旷之感不得上闻已如此。又况数传而下者乎？于其请名请昏，无不有费，而不副其意，即部中为之沈阁。
宋史赵希跃传，宗姓多贫，而始生有训名，为人后有过礼，吏受赇亡艺，莫敢自陈。云麓漫钞，言宗籍凡袒免亲以上皆赐名，乃有寓不典之言，及取怪僻字，但以为戏笑。本朝之弊同此。
宗室之子，固鲜脩饬，而朝臣视之，若非其同类者。唐书言德宗初政，诸王有官者，皆令出合就班。岳阳等一十县主，在诸王院久而末适人者，悉命以礼出降。二百年来无有以建中故事为朝廷告者。崇祯中，唐王[41]后为隆武皇帝。作书，述阁老于文定之言曰，唐玄宗十王宅，百孙院，皆在京师。凡有所请，皆赂韩虢而后得。宪宗时，诸王久不出合，亦必厚赂宦官，始得所请。彼以宗室近属，且聚居都邑，犹不免于夤缘，况以千里外之藩封，二百年之支属，有不结纳左右，以为倚托哉？呜呼！文定之言结纳左右而得请，犹未亵也。今之恳乞下僚，卑哀吏胥，不如是则终不得请，不愈甚乎？又曰，汉臣之言曰，有白头老人教臣言，呜呼！余继之矣。夫一夫吁嗟，王道为亏。今且闾阎蔀屋，犹得被云雨之施，而耳目之所不及，思泽之所不周，未有甚于皇族者。杕杜作而晋微，角弓刺而周替，可以为后王之殷鉴矣。
藩镇
明代之患，大略与宋同。岳飞说张所曰，国家都汴，恃河北以为固，苟冯据要冲，峙列重镇，一城受围，则诸城或挠或救，金人不敢窥河南，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。文天祥言，本朝惩五季之乱，削除藩镇，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，然国以寖弱，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，至一县则一县残。今宜分境内为四镇，使其地大力众，足以抗敌，约日齐奋，有进无退。彼备多力分，疲于奔命，而吾民之豪杰者，又伺间出于其中，则敌不难却也。呜呼！世言唐亡藩镇，而中叶以降，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，灭于黄巢者，未必非藩镇之力。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，金至元兴而始建九公，不已晚乎？
尹源唐说曰，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，此未极于理。夫弱唐者诸侯也。唐既弱矣，而久不亡者，诸侯维之也。燕赵魏首乱唐制，专地而治，若古之建国，此诸侯之雄者。然皆恃唐为轻重。何则？假王命以相制，则易而顺。唐虽病之，亦不得而外焉。故河北顺而听命，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，河北不顺而变，则奸雄或附而起。德宗世，朱泚，李希烈始遂其僣，而终败亡。田悦叛于前，武俊顺于后也。宪宗讨蜀平夏，诛蔡夷郓，兵连四方，而乱不生，卒成中兴之功者，田氏禀命，王承宗归国也。武宗将讨刘稹之叛，先正三镇，绝其连衡之计，而王诛以成。如是二百年，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，夷将相者有之，而不敢窥神器。非力不足，畏诸侯之势也。及广明之后，关东无复唐有。方镇相侵伐者，犹以王室为名。及梁祖举河南，刘仁恭轻战而败，罗氏内附，王镕请盟，于是河北之事去矣。梁人一举，而代唐有国，诸侯莫能与之争，其势然也。向使以僖昭之弱，乘巢蔡之乱，而田承嗣守魏，王武俊朱滔据赵燕，强相均，地相属，其势宜莫敢先动，况非义举乎？如此，虽梁祖之暴，不过取霸于一方尔，安能强禅天下？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，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。或曰，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，子何议之过乎？曰秦隋之势，无分于诸侯，而亡速于唐，何如哉？不独此也，契丹入大梁，而不能有者，亦以藩镇之势重也。王应麟曰，郡县削弱，则夷狄之祸烈矣。
宋史，刘平为鄜延路副总管，上言五代之末，中国多事，惟制西戎为得之。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，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，封以州邑，征赋所入，足以赡兵养士。由是无边鄙之虞。太祖定天下，惩唐末藩镇之盛，削其兵柄，收其赋入，自节度以下，第坐给俸禄。或方面有警，则总师出讨。事已，则兵归宿卫，将还本镇。彼边方世袭，宜异于此。而误以朔方李彛兴、灵武冯继业，—切亦徙内地。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，千里馈粮，兵民并困矣。宋初之事，折氏袭而府州存，继捧朝而夏州失。一得一失，足以为后人之鉴也。
贾昌朝为御史中丞，请陕西缘边诸路守臣，皆带安抚蕃部之名，择其族大有劳者为首帅，如河东折氏之比，庶可以为藩篱之固。
路史封建后论曰，天下之枉，末足以害理，而矫枉之枉常深。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，而救弊之弊常大。方至和之二年，范蜀公为谏院，建言，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，知州者凡七换。河北诸州，大率如是。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？伏见雄州马怀德、恩州刘涣、冀州王德恭，皆材勇智虑，可责办治，乞令久任。然事势非昔，今不从其大，而徙举三二州为之，以一篑障江河，犹无益也。请以昔者河东之折，灵武之李，与夫冯晖杨重勋之事言之。冯晖节度灵武，而重勋世有新秦，藩屏西北。他日晖卒，太祖乃徙其子冯翊，而以近镇付重勋，于是一方始费朝廷经略。折李二姓，自五代来世有其地。二虏畏之。太祖于是俾其世袭，每谓虏寇内入，非世袭不克守。世袭则其子孙久远家物，势必爱吝，分外为防。设或叛涣，自可理讨。纵其反噬，原陕一帅御之足矣。况复朝廷恩信不爽，奚自而他？斯则圣人之深谋，有国之极算，固非流俗浅近者之所知也。厥后议臣，遽以世袭不便。折氏则以河东之功姑令仍世。而李氏遂移陕西，因兹遂失灵夏。国之与郡，其事固相悬矣。议者以太祖之惩五季，而解诸将兵权，为封建之不可复。愚窃以为不然。夫太祖之不隆封建，特不隆封建之名，而封建之实，固已默图而阴用之矣。李汉超齐州防御，监关南兵马，凡十七年，胡人不敢窥边。郭进以洛州防御，守西山巡检，讳累二十年。贺惟忠守易，李谦溥刺隰，姚内斌知庆，皆十余载。韩令坤镇常山，马仁圭守瀛，王彦升居原，赵赞处延，董遵诲屯环，武守琦戍晋，何继筠牧棣，若张义之守沧景，咸累任管榷之利，贾易之权，悉以畀之。又使得自诱募骁勇，以为爪牙。军中之政，俱以便宜从事。是以二十年间，无西北之虞。深机密策，盖使人由之而不知尔。胡为议者不原其故，遂以兵为天子之兵，郡不得而有之？故自宝元康定，以中国势力，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。靖康丑虏，长驱百舍，直捣梁师，荡然无有藩篱之限，卒之横溃，莫或支持。繇今日言之，奚啻春水之冰？呜呼！欲治之君不世出，而大臣者，每病本务之不知，此予所以每咎征普，以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，皆郑公韩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责难其主，而为是寻常苟且之治也。
黄氏日抄曰，太祖时不过用李汉超辈，使自为之守，而边烽之警，不接于庙堂。三代以来，待夷狄之得，未有如我太祖者也。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，而欲身制万里，如在目睫，天下无是理也。
藩镇既罢，而州县之任，处之又不得其方。真宗咸平三年，濮州盗夜入城，略知州王守信，监军王昭度。于是知黄州王禹偁上言，易曰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自五季乱离，各据城垒，豆分瓜剖七十馀年。太祖太宗削平僣伪，天下一家。当时议者，乃令江淮诸郡，毁城隍收兵甲，撤武备。书生领州，大郡给二十人，小郡十五人，以充常从，号曰长吏，实同旅人，名为郡城，荡若平地。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州，为强干弱枝之计，亦匪得其中道也。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，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，不得不尔。其如设法救世，久则弊生。救弊之道在乎从宜。疾若转规，不可胶柱。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，城池堕圯一也，兵仗不完二也，军不服习三也。望陛下特纡宸断，许江淮诸郡，酌民户众寡，城池大小，并置守捉军士，多不过五百人，阅习弓剑，然后渐葺城壁，缮完甲胄，则郡国有御侮之备，长吏免剽掠之虞矣。呜呼！人徒见艺祖罢节度，为宋百年之利，而不知夺州县之兵与财，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！陆士衡所谓一夫从横，而城池自夷，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？
辅郡
崇祯二年三月，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，请以昌平通易霸四州为四辅，宿重兵以卫京师。奉旨嘉纳，下部议覆，事不果行。魏书言，灵太后时，四中郎将兵寡弱，任城王澄奏，宜以东中带荣阳郡、南中带鲁阳郡、西中带恒农郡、北中带河内郡，选二品三品亲贤居之，配以强兵，则深根固本之计也。灵太后将从之，以议者不同而止。及尔朱荣至河阴，遂无一兵拒敌，亦已事之明验矣。
金都大梁，贞祐四年，元兵取潼关，次嵩汝间。御史台言，兵逾崤渑，深入重地，近抵西郊，彼知京师屯宿重兵，不复叩城索战，但以游骑遮绝道路，而分兵攻击州县，是亦围京师之渐也。若专以城守为事，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。[42]元史，太祖三年，分兵三道伐金，河北郡县尽拔，唯中都、通、顺、真定、清、沃、大名、东平、德、邳、海州十一城不下。此臣等所为寒心也。不攻京师，而纵其别攻州县，是犹火在腹心，拨置于手足之上，均一体也。愿陛下察之。契丹[43]后改为辽。太祖将攻幽州，其后述律氏，指帐前树曰，此树无皮可以生乎？曰不可。后曰，幽州之有土有民，亦犹是尔。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，不过数年，困而归我矣。[44]赫连勃勃称帝，诸将劝先取关中。勃勃曰，吾天业草创，士众未多，姚兴亦一时之雄，诸将用命，关中末可图也。我今专固一城，彼必并力于我，众非其敌，亡可立待。不如以骁骑风驰，出其不意，救前则击后，救后则击前，使彼疲于奔命，我则游食自若。不及十年，岭北河东，尽为吾有。待兴既死，嗣子闇弱，徐取长安，在吾计中矣。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。夫逾山绝河，深入二三千里，至于淮岱之间，此不啻幽州之四野，大梁之西郊也。而谋国之臣，竟无一策以御其来而击其去，此则郡县之守不足恃，而调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。诗曰，无俾城坏，无独斯畏。后之为国者，盍鉴于斯！
边县
宋元祐八年，知定州苏轼言，汉鼂错与文帝画备边策，不过二事，其一曰，徙远方以实广虚，其二曰，制边州以备敌国。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，自澶渊讲和以来，百姓自相团结，为弓箭社，不论家业高下，户出一人。又自相推择，家资武艺，众所服者，为社头社副录事，谓之头目。带弓而锄，佩剑而樵。出入山坂，饮食长技，与北虏同。私立赏罚，严于官府，分番巡锣，铺屋相望。若透漏北贼，及本土强盗不获，其当番人皆有重罚。遇有警急，击鼓集众，顷刻可致千人。器甲鞍马，常若寇至，葢亲戚坟墓所在，人自为战，虏甚畏之。先朝名臣帅定州者，如韩琦、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，以为爪牙耳目之用。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。今虽名目具存，责其实用，不逮往日。欲乞朝廷立法，少赐优异，明设赏罚，以示惩劝。奏凡两上，皆不报。此宋时弓箭社之法，虽承平废弛，而靖康之变，河北忠义多出于此。有国家者，能于闲暇之时，而为此寓兵于农之计，可不至如先帝之末，课责有司，以修练储备之纷纷矣。
宦官
汉和熹邓后诏中官近臣，于东观受读经传，以教授宫人。秦苻坚选奄人及女隶有聪识者，置博士授经。若夫巷伯能诗，列于小雅，史游急就，著在艺文，古固有之，而不限其人也。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，命内官不许识字。永乐以后，此令不行。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。[45]实录宣德元年七月，以刘翀为行在翰林院脩撰，专授小内使书。四年十月，命行在礼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，专授小内使书。实录言山为人寡学，急利而昧大体，上薄之。其致仕归，恩礼一无所及，则其授小内使书，亦贱者之事也。昔隋蔡允恭为起居舍人，帝遣教宫人，允恭耻之，数称疾。宋贾昌朝为侍讲，以编脩资善堂书籍为名，而实教授内侍。谏官吴育奏罢之。以宣庙之纳谏求言，而廷臣未有论及此者。驯致秉笔之奄，其尊侔于内阁，而大权旁落，不可复收，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？[46]英庙升遐，典玺局局丞王纶，以老事东宫，希图柄用，而翰林侍读学士钱溥，以曾奉命教内书馆，纶受学焉。遂内外交错，以谋入阁，已而败露得罪。纶造溥家，执弟于礼，坐溥上坐，饮至晡而去。周礼寺人，王之正内五人，内竖倍寺人之数。当时??御之臣，皆是士人，而妇寺之权衰矣。唐太宗诏，内侍省不立三品官，以内侍为之长，阶第四，不任以事，惟门合守御，廷内扫除，禀食而已。武后时稍增其人。至中宗，黄衣乃二千员。玄宗时，宫嫔大率至四万，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。[47]玄宗始置内侍省监二员，秩三品，以高力士、袁思艺为之。是知宦官之盛，由于宫嫔之多，而人主欲不近刑人，则当以远色为本。
宋濂大明日历序，言后妃居中，不预一发之政，外戚亦循理畏法，无敢恃宠以病民。寺人之徒，惟给事扫除之役，其家法之严五也。
王元美笔记曰，高帝时，中人不得预外事，见公侯大臣，叩首惟谨。至永乐初，狗儿诸奄，稍稍见马上之绩，后以倦勤朝事，渐寄笔札，久乃称肺腑矣。太监郑和等，以奉命率舟师下海中诸夷，而中人有出使者矣。西北大将多洪武旧人，意不能无疑，思以腹心参之，而中人有镇守者矣。王振时上春秋少，不日接大臣，而中人有票旨径行者矣。
国史所载，永乐五年六月，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，诈传诏旨，擅役军民，此即弄权之渐。仁宗即位，凡差出内臣，限十日内尽撤回京。其见于诏书者，有采宝石、采金珠香货，采铁黎木。而太宗实录，多讳之不书。[48]实录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，遣内官杨实。二十年十月癸巳，遣内官韦乔，同御史察勘两京，及天下库藏出纳二事。至洪熙元年六月，宣宗即位，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，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，市买诸物，每物置局，有拘集之扰，有供应之烦，朝廷所需甚微，民间所费甚大。宜皆取回，惟令有司买纳。诏从之。乃犹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末所书，管事袁公。假公务为名，擅差内官内使，陵虐官吏军民，逼取金银等物，以至磔死，而其党十余人皆斩者。呜呼！作法于凉，其敝犹贪。至于万历中年，矿税之使，旁午四出，而借口于祖宗之成例。则外廷之臣，交章争之，而无可如何矣。是以武王不泄迩。
中官典兵，亦始于永乐。仁宗实录，言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，不能专断军政，悉听中官指使，敕责其低眉俛首，受制于人。宣宗实录，言交阯左参政冯贵善用人，尝得土军五百人，劲勇善战。贵抚育甚厚，每率之讨贼，所向成功。后为中官冯骐夺去，贵与贼战不利，遂死之。宣德元年三月己亥，敕责中官山寿曰，叛贼黎利，本一穷蹙小寇，若早用心禽捕，如探雀雏。尔乃妄执己见，再三陈奏，惟事招抚，以致养祸遗患。及方政等进讨，尔拥官军一千余人，坐守乂安，不往来策应，视其败衄。是则交阯之失，实本于中官。而仁宣二宗，亦但加之谯责而已。王振之专，土木之难，此非其渐乎？
交阯一事，中官之恶，实录不尽书。景泰四年，吏科给事中卢祥言，臣思永乐年间，克平交阯，设置郡县，夷人服从，后因镇守内臣贪虐，致失人心，竟亡其地。天下至今非议不已。即此数言，可以想见师之上六曰，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。岂不信夫！
成祖天威远加，无思不服。遏密未几，遂弃交阯。齐桓首霸，而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，春秋已志之矣。故姤之初六，一阴始生而周公戒之。
正统九年正月辛未，命成国公朱勇，兴安伯徐亨，都督马亮陈怀等，统兵出境，剿兀良哈三卫。勇同太监僧保，出喜峰口，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，亮同太监刘永诚，出刘家口，怀同太监但信，出古北口。是时王振擅权，乃有此遣。而后遂以为例。至十四年阳和口之战，太监郭敬监军，诸将悉为所制。师无纪律，而宋谦朱冕全军覆没矣！
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，工部办事吏徐镇言，刑余之人，不侍君侧。太祖高皇帝惩汉唐之弊，不令预政，不令典兵，但使之守门传命而已。迩者奸监王振，乘机专政，依势作威，王爵天宪，悉出其口。生杀予夺，任己憎爱。又多引同类，如郭敬等，以为腹心，出监边事。皇上临御之初，乞监前失，宦官有参预朝政，及监军镇守者，悉令还内，各守本职。如此，则宦官无召衅之端，国祚有过历之兆矣。事寝不行。
六月乙酉，陕西兰县举人段坚，论宦寺监军之失。
庚子，肃府仪卫司余丁聊让，请禁抑宦寺。
三年九月辛卯，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萧敏，陈内官苦害军民十事。
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，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言，正统十四年王振专权，使先帝远播，宗社几危。天顺年间，曹吉祥专权，举兵焚阙，欲危宗社。今日牛玉专权，谋出皇后，欺侮陛下。是皆贻笑四夷，取议万世者也。臣请自今以后，一不许内官与国政。二不许外官与内官私相交结。三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产业，自古内官贤良者，万无一人。无事之时，似为谨慎，一闻国政，便作奸欺。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，必先卖之以为己功，闻陛下将行某事也，必先泄之以张己势。人望日归，威权日重，而内官之祸起矣。此臣等所以劝陛下，不许内臣与闻国政者此也。内官侍奉陛下，朝夕在侧，文武大臣，不知廉耻者，多与之交结，有馈以金宝珠玉，加之婢膝奴颜者，内官便以为贤，朝夕在陛下前称美之。有正大不阿，不行私谒者，内官便以为不贤，朝夕在陛下前非毁之。陛下天纵圣明，固不为惑，日加浸润，未免致疑。称美者骤逾显位，非毁者久屈下僚，怨归朝廷，恩结宦寺，而内官之祸起矣。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外官与内官交结者此也。内官弟侄人等，授职任事，倚势为非，聚奸养恶，家人百数，赀货万余，田连千顷，马系千匹。内官因有此家产，所以贪婪无厌，奸弊多端，身虽在内，心实在外。内外相通，而祸乱所由起矣。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家产者此也。陛下果能鉴彼三人于既往，行此三事于方今，则祸乱自然不作，灾害自然不生。倘或不然，则祸起萧墙，变生肘腋，异日之患有，不可言者矣。然臣等今日之所言，乃举朝之所讳。臣等虽愚，亦知避祸，但受恩朝廷，无以为报，居官言路，不可苟容。若陛下能行而不疑，即臣等虽死而无悔矣。上责徽等妄言要誉，命吏部俱调州判官。
中都之变，宦官偾事之前车也。不一年而监守之遣四出，以外廷无人甚也。平阴之役，风沙卫殿。殖绰曰，子殿齐师，国之辱也。先帝以此耻天下之士大夫，而士大夫不以为耻，且群然攻之。廷论虽哗，上心不信。及暂撤之，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。于是乎再任宦者，而国事已不可为。昔者唐德宗即位，疏斥宦官，亲任朝士，而张涉以儒学入侍，薛邕以文雅豋朝，继以赃败。故宦官武将，得以借口。曰南牙文臣，赃动至巨万，而谓我曹浊乱天下，岂非欺罔邪？于是上心始疑，不知所倚仗矣。呜呼！我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，果愈于宦官乎？内廷既不可用，外廷亦遂无人，而国事又将谁属乎？于时昭王叹息，思良将之已亡，武帝咨嗟，虑名臣之欲尽。而燎原靡扑，过涉终凶，可为痛哭者矣！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。古先王于多难之时，而得贤臣之助者，以其养之豫，而储之广也。传曰，诒厥孙谋，以燕翼子，子桑有焉。夫有天下而为子孙之虑者，则必在于人才矣。
金史完颜讹可传，刘祁曰，金人南渡之后，近侍之权尤甚重。宣宗喜用其人，以为耳目，伺察百官，故奉御辈采访民间，号行路御史。或得一二事，即入奏之。上因责台官漏泄，皆抵罪。又方面之柄，虽委将帅，又差一奉御在军中，号曰监战。每临机应变，多为所牵制。遇敌辄先奔，故师多丧败。哀宗因之不改，终至亡国。论曰，夫以??御治军，既掣之肘，又信其谗以杀人，失政刑矣。唐之亡，坐以近侍监军。金蹈其辙，哀哉！[49]金时近侍非宦竖也。以世胄或吏员为之，见斜卯爱实传。
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，上命礼部，并在内各监局等衙门，官常典制，内外攸分。本职之外，岂宜侵越。我太祖高皇帝，酌古式今，独严近习之防，敕内官毋预外事。一时朝政清明，法纪整肃，拔本澄源，意甚深远。朕鉴后追前，凛持祖训，自今神宫等监，各司局库等衙门，或典礼缮戎，或鸠工莞钥，或司膳服，或办文书，都著勤慎小心，料理本等职业，不许违越祖制，干预在外政事。违者即以乱政，参挐处斩。仍详察旧典，开列职掌具奏。礼部右侍郎蒋德璟疏言，周官内职，不满百人，纠禁王宫，掌于小宰，古圣垂法，下戒将来，盖其慎也。[50]天启元年四月，御史张捷疏言，请令中官受考察于礼部，定为五年一举，如京察例。太祖高皇帝实详监于往代，而取衷焉。其设内官也，监司局库，各有定员，秩不过四品，俸不过一石。而且纠劾有令，交通有戒，豫政典兵有禁，谨内外之防，杜假窃之渐。至尚论汉唐已事，而三致意焉。渊哉天训，亘古不易矣。虽二十五年，曾遣太监聂庆童，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番族，令其输马，以茶给之。然往谕属番，于军民无与，且不假事柄，亦暂往即还。终洪武之世，无他特遣，此所以致清明整肃之治，而开万世太平之基也。乃若列圣缵承，宫府之大防无改，而时事偶异，中外之任间使闻。永乐中，始有遣使外夷，及遣往甘肃巡视者。洪熙中，始有守备南京者。正统中，始有率兵讨贼征虏，及各省镇守者。景泰初，始有分坐十营，或称监枪者。然仍听尚书于谦等节制。至正德中，边关始置内监，且令提督禁兵内操，分坐勇士，四卫军营，益非祖宗之旧矣。他如监工监器，会同审录，苏杭织造，榷税开矿之遣，皆利少害多。亦旋设旋止，操纵在握，一时暂托权宜，而事任递迁，易世每多厘正。惟世宗肃皇帝，毅然裁革，独断于先，我皇上翦除逆珰，媲美于后。总之禀成于高皇帝训谕，内臣毋豫政事，外臣毋行交结二语，足括千古治乱之源矣。臣等伏读宝训，深溯贻谋，不使有功，自无窃柄之患。尝令畏法，实杜乱政之阶。故委腹心则威福移，寄耳目则罗织启，遵典章则职守自恪，严内外则侵越不生。此实鉴古酌今，可以无弊，而神孙圣祖，于焉一揆者也。谨遵圣谕，备察旧章，将各监局职掌著为令甲，可考见者胪列上呈，恭候圣明裁夺。得旨申饬。[51]奄人之有祠堂，自英宗之赐王振始也。至魏忠贤，则生而赐祠，且遍于天下矣。故圣人戒乎作俑。
禁自宫
实录，成化元年七月丁巳，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，自宫以求进，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，发南海子种菜。祖宗以来，凡阉割火者，必俘虏之奴，或罪极当死者，出其死而生之。葢重绝人之世，不忍以无罪之民，受古肉刑也。景泰以来，乃有自宫以求进者，朝廷虽暂罪之，而终收以为用。故近畿之民，畏避繇役，希觊富贵者，仿效成风，往往自戕其身，及其子孙，日赴礼部投进。自是以后，日积月累，千百成群，其为国之蠹害甚矣。[52]史臣刘吉等之辞。
实录，永乐十九年七月丁卯，严自宫之禁，犯者皆发充军。余冬序录曰，永乐二十二年，令凡自宫者，以不孝论。军犯罪及本管头目总小旗，民犯罪及有司里老。成化九年，令私自净身者，本身处死，家发边远充军。正统十二年，天顺二年，成化九年，节经申明。弘治五年，自净身者，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，全家充军。两邻及歇家不举，有司里老容隐者，一体治罪。其禁止乎未残者，法甚严也。永乐二十三年，[53]仁宗即位。兴州左屯卫军徐翼，有子自宫，入为内竖。翼奏乞除军籍。上曰，为父当教子，为子当养亲。尔有子不能教，自残其体，背亲恩，绝人道，败坏风教，皆原于尔，尚敢希除军籍邪？出其子使代军役。宣德二年，令自净身人，军民各还元伍籍，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，躲避差役。若犯，本身及匿藏家处死。该管总小旗里老邻佑，一体治罪。正统元年闰六月，时军民多自宫希进，间有以赦前获免罪者。刑部请依旧制，不论赦前赦后，但论以不孝重罪。从之。成化十一年二月，顺天府永清县民徐义，自宫其幼子以求进，诏发充广西南丹卫军，妻及幼子皆随往。成化十五年，净身人令巡城御史锦衣卫官督逐回籍。弘治元年，令锦衣卫拘送顺天府，递发元管官司点闸，知在不许容纵。十三年，令先年净身人，曾经发遣，不候收取，私自来京，图谋进用者，问发边远充军。其戒约于已残者，法亦非不至也，而貂珰满朝，金玉塞涂，至今日而益盛，然则法果行乎？
宋仁宗未有继嗣，太常博士吴及言，上古之明王，重绝人之世，今宦官之家，竞求他子，剿绝人理，以希爵命。童幼何罪，陷于刀锯，有因而夭死者。夫有疾而夭，治世所矜，况无疾乎？有罪而宫，前王不忍，况无罪乎？臣闻汉永平之际，中常侍四员，小黄门十人尔。唐太宗定制，无得逾百员。今以祖宗时较之，当日宦官几何人？今几何人？臣愚以为胎卵刳伤，凤凰不至。继嗣未育，殆繇于此。伏愿浚发德音，详为条禁，权罢宦官进献，有擅宫童幼，寘以重法。若然，则天心必应，继嗣必广。召福祥安宗庙之策，无先此者。帝异其言，权罢内臣进养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