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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药性者，始自神农，而伊芳尹配合而为汤液。仲景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之方，即其遗书也。阐阴阳之秘，泄天地之藏，所以效如桴鼓。今人不敢用者，缘唐、宋以后，诸家之臆说盛行，全违圣训，查对与经方所用之药不合，始疑之，终且毁之也。

二、《神农本草》药止三百六十品，字字精确，遵法用之，其效如神。自陶弘景以后，药味日多，而圣经日晦矣。张洁古、李东垣辈，分经专派。徐之才相须、相使、相恶、相反等法，皆小家伎俩，不足言也。是刻只录一百余种，其余不常用与不可得之品阙之。其注解俱遵原文，逐字疏发，经中不遗一字，经外不溢一词。

三、是刻只录时用之药，其品弟及字样，不尽遵旧本。考陶隐居本草，有朱书墨书之别：朱书为《神农本经》，墨书为《名医别录》。开宝间重定印本，易朱书为白字，兹因其近古而遵之。

是刻遵古分上中下三品，《别录》等本，采附于后。

四、药性始于神农。用药者不读《本草经》，如士子进场作制艺，不知题目出于四子书也。渠辈亦云药性，大抵系《珍珠囊药性赋》、《本草备要》及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之类，杂收众说，经旨反为其所掩，尚可云本草耶？

五、近传《本草崇原》，越之张隐庵着也。《本草经解》，吴之叶天士着也；二书超出诸群书之上。然隐庵专言运气，其立论多失于蹈虚；天士囿于时好，其立论多失于肤浅；而隐庵间有精实处，天士间有超脱处，则修园谢不敏矣，故兹刻多附二家之注。

六、上古以司岁备物，谓得天地之专精。如君相二火司岁，则收取姜、桂、附子之热类；如太阳寒水司岁，则收取黄芩、大黄之寒类；如太阴土气司岁，则收取、术、参、苓、山药、黄精之土类；如厥阴风木司岁，则收取羌活、防风、天麻、钩陈之风类；如阳明燥金司岁，则收取苍术、桑皮、半夏之燥类。盖得主岁之气以助之，则物之功力倍浓。中古之世，不能司岁备物，故用炮制以代天地之气，如制附子曰炮，助其热也；制苍术曰炒，助其燥也；制黄连以水浸，助其寒也。今人识见不及，每用相反之药，而反制之，何异束缚手足而使之战斗哉？侣山堂之说最精，故节录之。

按制药始于雷公炮制，荒谬难以悉举。要知此人名，宋时人，非黄帝时之雷公也。

七、熟地黄、枸杞，取其润也；市医炒松则上浮，烧灰则枯燥矣。附子、干姜，取其烈也；市医泡淡则力薄，炮黑则气浮矣。以及竹沥盐、咸枳实之类，皆庸医两可之见，不足责也。至于枣仁生则令人不眠，熟则令人熟睡；黄生用则托里发汗，炒熟则补中止汗；麦门冬不去心，令人烦燥；桑白皮不炒，大泻肺气之类，数百年相沿之陋，不得不急正之。

八、本经每药主治，不过三、四证及六、七证而止。古圣人洞悉所以然之妙，而得其专长，非若后世诸书之泛泛也。最陋是李时珍《纲目》，泛引杂说而无当；李士材、汪庵，每味必摘其所短，俱是臆说，反启时辈聚讼纷纷。修园为活人计，不得不痛斥之。

九、神农尝草而作《本草经》，实无可考，其为开天明道之圣人所传无疑也。张仲景、华元化起而述之，陶隐居之说不诬也。汉时去古未远，二公为医中之杰，遵所闻而记之，谓非神农所着可也，谓为神农所着亦可也。

十、每药注解，必透发出所以然之妙，求与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仲景等书，字字吻合而后快。古云群言淆乱衷于圣，愿同志者取法乎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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